然而从西方国家一直坚持对中国高技术禁运来看，他们在瞅着中国在GDP上超越一个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仍然坚信对中国的科技优势。有“科技”的美国，有“科技”的德国，有“科技”的日本，但是在他们的眼中还没有“科技”的中国。
这种心理优势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在240年前，当工业革命的号角在欧洲吹响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信奉程朱理学、“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的封建国家。在清朝统治者和士大夫的眼里，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
1792年，作战有功的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福康安，面对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检阅英国卫队新式武器操练的邀请，傲慢地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终于，傲慢的“天朝上国”在船坚炮利、贸易立国的西方国家面前，输得一败涂地。
在空前的失败面前，中华民族的表现无愧于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就开始努力寻找各种“救国图强之道”。每一次的失败，并不仅仅是一篇我们看到的文字历史，而都意味着巨大的牺牲和倒退。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像中国这样制度变化频繁、思想冲突之剧烈的国家十分罕见。洋务运动33年、戊戌变法3个月、辛亥革命仅一年革命果实就被袁世凯窃取、北洋军阀在中国走马灯般的你来我往，最后得到的却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在一次次的失败面前，中国人不惜以最深刻的反思来检讨自己曾经辉煌的制度和文化。“五四”运动带来的不仅是“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的崇高地位，而且激发了全体中国人的爱国救国热情。而“五四”运动最具历史影响力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人民的选择？这个问题曾经无数遍出现在课本上。从本质上来看，这一选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2003年所著的《世界经济五千年史》，曾经测算过中国从1820年开始到1950年的130年中，除了1870年到1913年40年是GDP正增长以外，其余90年全是负增长。而同期西方主要国家(英美日)均为正增长。
负增长将近一个世纪，这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日本负增长也不过2多年的光景。在这种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创造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而旧中国动荡的政治环境和多次受外国侵略，就更加雪上加霜。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经济五千年史》统计，在1950年到1973年，中国经济GDP年均增长率猛增到5.02%，仅次于同期的日本，而从1973年到1998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84%，位居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