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很快过去了，我们迎接着在中国的又一年，那将是我呆在这儿的第五年；房东吴先生打来电话安排吃晚饭的事情。我们有一段时间没一起出去了，四合院的下水道在最近一段日子里也没出过什么毛病。
我立刻答应下来，但我这么做还有着隐秘的目的。之前每次我、胡里奥和房东出去吃饭，毫无例外都是吴先生埋单。这与其说证明了他的好客，不如说表明了我们在中国人吃饭时流行的“抢着埋单”比赛中技不如人。
这是一场令败方大丢其脸的决斗，与吴先生和吴太太相比，我们的败绩令我和胡里奥的脸没地儿搁。现在，补救的机会终于来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们和吴先生一家三口坐在一家正宗的川菜馆子里；对着点的菜，我眉头紧锁。“那是什么？是肺吗？”我问道，如鲠在喉。“哦，今晚专门给你们点的。”吴太太露出食尸鬼般的笑容，一边用锃亮的长勺子在热气腾腾的大菜盆中搅拌着。“不光有肺，还有腰子和肝，跟高汤和血炖在一起，加上花椒。”
有那么一刻，她露出了关切的表情。“你能吃花椒，对吧？”她热心地问道。我愁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摇了摇头。说实话，我并非不能吃辣。“那就没问题了。”她松了一口气，接着舀起一大勺灰色的抖动着的肉，扣在我勉强伸出的碗里。
晚饭继续进行。杂碎之后是未经脱骨的牛蛙，所以蛙肉得啃下来，然后吐出小块的软骨。吴先生告诉我们说：“很多人不知道，蛙肉其实是最鲜的。”一副很在行的样子。
让房东挑餐馆、点菜是我们的策略之一。我们让他以为那天晚上是自己做东，等我们吃饱后，胡里奥会推托说去洗手间，其实是溜到收银台把账给结了。待吴先生要结账的时候，我们会得意洋洋地表示钱已经付了，而且在他因为未能结账而垮下脸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露出得意的表情。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吃到一半的时候，一小块牛蛙进到吴先生的气管，他发出吓人的咳嗽声，紧紧抓住喉咙，这种两栖动物的一片软骨令他喘不过气来。我克制住这是房东让我吃那些东西而遭受报应的想法，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背。但没什么效果。吴先生突然起身冲出包间。我们要跟上去，但吴太太拦下我们，坚持说不用担心。“老吴身体好得很，”她说。“他会没事的。”
几分钟之后，吴先生回来了，脸还有点红，但显然已经没事了。他没理会我们关切的询问，而是大口吃起盘子中的猪肺。半个小时后，我们吃不下了，胡里奥按照计划溜出去“上厕所”，然后暗地里跑到收款台，小声索要账单。“埋单？”收银的女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跟你一起吃饭的那个老人家在半个小时前已经付过了。”
老谋深算的吴先生再次把我们打败了，除了品味留在这个国家的败绩，我们无能为力了。
二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个月，对于未来，我们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我来到中国五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牛津大学给了我一个从2007年秋季开始、为期六个月的进修机会。我决定接受。胡里奥在中国生活了近六年之后，开始有了离开的冲动。尽管仍在中国，但我们和这里在心灵上已经拉开了距离，我们想要尝试新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