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之后，吴先生回来了，脸还有点红，但显然已经没事了。他没理会我们关切的询问，而是大口吃起盘子中的猪肺。半个小时后，我们吃不下了，胡里奥按照计划溜出去“上厕所”，然后暗地里跑到收款台，小声索要账单。“埋单？”收银的女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跟你一起吃饭的那个老人家在半个小时前已经付过了。”
老谋深算的吴先生再次把我们打败了，除了品味留在这个国家的败绩，我们无能为力了。
二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个月，对于未来，我们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我来到中国五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牛津大学给了我一个从2007年秋季开始、为期六个月的进修机会。我决定接受。胡里奥在中国生活了近六年之后，开始有了离开的冲动。尽管仍在中国，但我们和这里在心灵上已经拉开了距离，我们想要尝试新的冒险。
自从2002年8月来到北京，身边已经物是人非。我的许多朋友——那些记者和外交官结束了为期三年或者四年的任期后，已经离去。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那些学生也已都毕业，有几个正在国外学习。
奥运会即将举办，我刚到北京时四处可见的“拆”字几乎踪迹全无，因为那些房子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拆了。前门旁化为灰烬的胡同中，一座漂亮的购物中心初具规模。
自从我来到这座城市，出租车已经涨过两次价。清除中式英语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馆，他们已经把我特喜欢吃的一种鱼的翻译从“大便”（crap）改成了虽不是那么具有娱乐效果，却更为精确的“鲤鱼”（carp）。而最受外国人青睐的城市地标——东大肛肠医院巨大的霓虹灯招牌上醒目的英文“Dongda Hospital for Anus and Intestine Disease”现已改成了文雅的“Dongda Hospital of Proctology” 。
在一个国家呆五年不算长也不算短，而且我没有虚度这段时光——四处旅行，不停提问。但当我在中国的生活即将拉上帷幕，越来越多的人却会向我问一些问题。
当我离开中国去欧美旅行的时候，人们会问：“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将经历剧变，还是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一支令人敬畏的政治势力？不进行基本制度的变革，中国是否会陷入动荡？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