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的增长来获得合法性；但在印度，一个政党统治的合法不过是因为它是民选的。因此，实现许诺不如赢得选举来得重要。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许多方面都使得印度历届政府无需一定要履行其许诺。但中国领导者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种奢侈。因此，中国政府对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会比正常反应更为敏感，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在哪里？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堆分析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依据一位作家最近的描述，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分为“平稳假定”——这种观点认为西方的自由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以及“巨变假定”——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现有政体的悖论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崩溃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中国充满各种矛盾。社会和经济自由与政治掌控之间存在着摩擦，城市中产阶层充满矛盾的需求和抱负，与农民和民工的存在着碰撞。从建筑到宗教，古老的传统、强加的现代性以及复兴的传统之间令人不安的共存现象四处易见。从瑜伽老师到酒店门童，对于一群群来此淘金的外国人来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机遇之地；但同时，中国又有数亿的贫困人口随时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机会离开故乡。新中国充满了对立，混乱和控制、变革和延续、财富和贫穷、善良与邪恶以一种有可能引发爆炸的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中国政府（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依经验行事，调和各种矛盾的技巧之娴熟，令人吃惊。他们或许一直在走钢丝，但中国人的杂技技巧可是声名在外的。因此在我看来，崩溃或者民主化都并非不可避免，未来数年内，中国很有可能继续成功地延续其目前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策略，同时伴以小幅度的政治变革。
其实我生活在中国的那段时间里，时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中国政府的行动迟缓或者僵化，而是它对实用主义的信奉，以及愿意尝试新想法的愿望。与印度的那些共产主义政党对于任何实质上的创新之举（从经济特区到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等）所表现出的陈腐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相比，中国的做法尤其令人引人注目。
从农村的合作医疗计划到提议废除户籍制度，中国政府喜欢通过实验来充分检验各种改革措施。当然，究竟是否“行之有效”，最关键的是这些政策将巩固或者至少也是在维持现状。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北京运用了一系列方法。
他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现经济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