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外交方向上，中国更注重东西平衡、两洋平衡。从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以来，中国主要的安全威胁就从传统的北部边疆转向了东部沿海。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又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可以说，无论在安全还是贸易上，中国对外政策长期是以东向的太平洋为中心。
然而，新政府上任以来，中国开始加速调整外交的地缘平衡。“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立，实际上是要把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触角伸向欧亚大陆的腹地，并打通通往中东能源出口地和发达西欧市场的陆上通道，摆脱中国对于海上贸易的单一依赖。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与中亚、西亚等“近西”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以外，中国还开始在“远西”的东欧布局。其中2013年中国与地处东欧战略核心要地的乌克兰达成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引发全球媒体热议。
除了向西的大陆通道，中国同时经营向西的海上通道，精心经略印度洋。以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为核心，中国在柬埔寨、缅甸、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东非海岸开展一系列港口建设与货运仓储服务合作，并在陆上建立从中国西部腹地直接通往印度洋港口的油气管线和公路运输线，在印度洋开展舰队护航活动。
这都显示了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布局和发展。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正在印度洋打造“郑和珍珠链”。
第四，中国外交开始强调勇于担责，提出新的“义利观”，高度重视公共外交。这一变化意义深刻。多年来，中国外交的核心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强调“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上世纪90时代，邓小平又提出中国外交要“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对于这些基本原则的恪守，使得中国在国际斗争环境复杂多变、自身实力相对较弱的条件下，保持了高度实用主义的风格，以灵活方式维护和促进了国家利益。
近年来国际权力格局出现“东升西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被许多国家赋以切实际和不切实际的期待，“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等甚嚣尘上。在新的局面下，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义利观”的问题。对于发展中世界，中国尤其应该多承担责任，主持公道，在经济合作中强调“多予少取”、“先予后取”，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