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东西联大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白岩松，题字韩美林。 (资料照片)
白岩松
1968年8月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198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93年，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并推出了《东方之子》等栏目。现在主持《新闻周刊》和《新闻1+1》等节目。2000年，被授予“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我们过去是种粮食的，我们的优势也在于此，但现在有多少传统媒体在认真种粮食?想种好粮食有三个条件必不可少：多一点人，多一点投入，多一点时间。不少传统媒体做新媒体后，自己也开始炒菜了，但你炒得过人家吗?
约好上午10时半见面，戴着口罩的白岩松提前了七八分钟到。
感觉上，他是个老派人。
比如，他不用微信，我们联系都是通过短信。他短信必回，但一般会是一两个小时之后。这说明，他并不是一直抱着手机。用他的话说：“我和手机不亲。”
从报纸到广播，再到央视主持人，从1993年起，白岩松亲历了电视杂志、电视直播和电视评论三个时代。在他看来，每次变革的实质就是尊重规律、尊重时代和尊重期待，尤其要尊重人们不断变化的期待。
正因如此，白岩松在去年里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尝试了一次段子手式的解说，反响强烈。也因如此，他觉得又到了做新东西的时候了，因为感受到了公众期待的新变化。
从这个角度看，白岩松又是个新派人。因为他不拒绝变化，希望通过尊重期待来凝聚期待，然后推动社会的变革。
里约奥运会段子手：“尊重期待是一个新闻人永远要思考的事，期待年年在变。”
高渊：很多人看了你解说的里约奥运会开幕式，把你称作“国家级段子手”。用这种轻松的方式来解说奥运会，你不是第一次尝试吧?
白岩松：对啊，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我就是这样说的，当时传媒报道就非常多。4年前，别人管这叫“吐槽版”，现在又变成了“段子手”，其实风格是延续的。
当然，这次反响更大，可能因为开幕式从来都比闭幕式受关注吧。另外，开幕式容易冗长，因为有很长时间的运动员入场。把那种冗长的观众上厕所的时段，变成好玩的时段，就会吸引大家的关注。
高渊：为了这个开幕式，准备了多长时间?
白岩松：看怎么说，要说直接准备的话，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我之前在做“看巴西”系列，开幕式前准备了四五天吧。但在做“看巴西”前，就阅读了大量跟巴西有关的材料，这也是一种准备。
或者放得更长一点，过去4年都可以算准备。伦敦奥运会闭幕后，我在思考奥运解说的创新。我觉得真正的准备不能用四五天来衡量，我从2010年做亚运会开闭幕式，到伦敦奥运会、大运会，一直到这次，都可以叫准备。
高渊：你探索开幕式解说的变革，把它说得既有趣又有味，是想追求什么?
白岩松：我当然不是想收获“白岩松段子手”的称号。现在很少有人从专业角度来看问题。我去年提出一个说法，叫做尊重规律、尊重时代、尊重期待。过去谈前两者比较多，但很少谈尊重期待，其实人们的期待是变化的。
我觉得，满足期待是一个新闻人永远要思考的事，因为你不能拿着十年前的套路去对待现在的观众。规律有很多不变的东西，时代是有跨度的，一二十年一个周期，但期待可能年年在变。
现在观众对奥运转播的期待是，不仅要有，而且要好，越来越不喜欢大的词汇了。从2010年亚运会起，我就开始“破大词”了。从伦敦奥运会起，我尝试幽默、轻松、欢乐的解说。这次到了巴西，我就做得更加彻底了。之所以能迅速引起广泛反响，说明我尊重了观众的期待。
我的愿望不仅是大家一起热闹一把，开一些玩笑，更是追求背后有价值的东西。
那4年纸媒生涯：“当时非常不愿去报纸，但现在庆幸命运有这个安排。”
高渊：你是从1993年开始做电视的，在那之前做过一段时间纸媒?
白岩松：我在《中国广播报》当编辑，整整4年。我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的，分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希望工作岗位离新闻近一点，比如去做“早报摘要”之类。但因为种种原因，让我去了《中国广播报》，当时感觉就是一个登节目表的地方，同事们都年纪比较大，我是非常不愿去的。
高渊：时隔多年回头来看看，这段纸媒生涯有价值吗?
白岩松：我现在非常庆幸，命运有这个安排。
正因为去了报纸，才会锤炼自己的文字，才会有时间尝试很多东西，比如说后来我兼职做了一年多广播主持人，自己还不断写东西。我到那儿不久，就成为一个整版的编辑，既要约稿，也要改稿、起标题、划版样，还要去印刷厂，当时还是铅印。
大学刚毕业时，我不知道什么是好文章，但4年后知道了。我还在报纸上写各种评论，同时写了《中国流行音乐小史》，9万多字。我在报社得过“最佳标题”、“最佳版面”、“最佳文章”等等，把该得的奖都得了。
高渊：这4年其实是为后来打基础。
白岩松：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底。我们报纸是周报，我有大把的时间思考和写作。后来做电视直播、新闻评论，都跟这段经历是对应的。我经常说，所谓口才的最高境界是“出口成章”。
《东方时空》的江湖地位：“从第三种语言系统的搭建，到平视访谈对象的态度的建立，再到平视整个社会。”
高渊：后来是什么机缘去了央视的《东方时空》?
白岩松：就是因为不断发表文章。1992年底到1993年初，中央电视台有一帮人在筹办《东方时空》，缺个策划。当时崔永元也是我们广播电台的，他有个同学在那个组里，就推荐我去，说小白在广播报上的文章挺不错。
高渊：去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自己出镜?
白岩松：我一开始还是兼职，我当然不愿意出镜，不然被电台的同事看到不大好。但《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够狠的，我被赶鸭子上架当采访记者。
因为这档节目要填补央视早上节目的空白，我记得时间对我说：“你觉得有谁会这么一大早看电视吗?”
高渊：20多年过去了，很多人依然对《东方时空》印象深刻，你认为它带来了什么?
白岩松：《东方时空》 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对语态的改变，它改变了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电视语言体系，我把它定义为“第三种语言系统”。它既不是老领导的话语，也不是纯粹街头巷尾的老百姓话语，而是一种全新的语言状态。
另一个变化是这个节目的平视态度，既不仰视也不俯视。“平视”这个词是我引入央视评论部的，大家都接受了，后来写进了我们的“部训”。
高渊：《东方时空》究竟靠什么奠定了江湖地位?
白岩松：《东方时空》从第三种语言系统的搭建，到平视访谈对象的态度的建立，再到平视整个社会，由此舆论监督成为中国传媒题中应有之义，到现在已经习以为常。我觉得，这就是《东方时空》的江湖地位。
正面遭遇直播时代：“门开了，我不会让它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高渊：你赶上了中国电视的爆发期，《东方时空》之后遇到了怎样的机缘?
白岩松：后来我由人物访谈，迅速变成直播节目主持人和评论员，这都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喜好，而是中国电视走到了这一步，需要开疆拓土。
1996年1月，我的一篇论文刊登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学报上，题目叫《我们能走多远》。最后的结束语是，“我急切地期待着新闻直播时代的到来”，因为如果没有直播，就可能充满假象。一年半之后，香港回归开启了中央电视台的大型新闻直播时代，我当时负责驻港部队进港的全程报道。
高渊：做直播的时候紧张吗?会不会担心把准备的话都说完了?
白岩松：不紧张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有方法调节自己。直播首先锤炼的是心理能力，或者说心理能力就是直播业务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播是要准备“十”去做“一”，而且要准备发生突发情况。2004年我直播悉尼奥运会比赛，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直播奥运会。有一项比赛时，我和体育频道主持人宁辛对着镜头说了28分钟，多烦人啊。
因为赛场的程序不断在变，导播一会儿告诉我：“收嘴，马上颁奖仪式。”我刚收嘴，导播快哭了：“接着说，颁奖仪式现在进行不了。”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是悉尼组委会的工作，我们只能跟着他们变。
高渊：做直播最大的不可控还不是这个吧?
白岩松：是的，比如1999年直播澳门回归，请了一位境外嘉宾上直播。台领导有点紧张，直播马上要开始了，他忍了半天，还是跟我说：“小白啊，直播可得掌握好，这是咱们第一次引进境外嘉宾。”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你放心，门开了，我不会让它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在做直播的过程中，这样的责任是必须承担的。我们正面碰到了历史，历史也选择我们这一群人，躲开是不可能的，做好了它就会加速，做不好就会停滞。如果我们把头几次大型直播都做砸了，直播进程一定会减速，那么我们就是罪人。
所以，当你碰上了机缘，你躲不开，但同时你也有责任把它做好，不能让历史往回走。
没想到这栏目活这么久：“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但我们基本都没有失语。”
高渊：当直播成为电视的常态之后，接下来又会遇到什么?
白岩松：我跟台里的领导不断地讨论，直播成为常态之后，电视该走向哪里?我说观点正在成为新热点，中央电视台这个传媒，不能没有自己的新闻评论。过去也有评论，但不是独立存在，是依附于新闻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创办了 《新闻1+1》，这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电视评论栏目，我也成了央视第一个评论员。
高渊：《新闻1+1》的推出，是否意味着央视进入了电视评论时代?
白岩松：这件事情很有趣，中央电视台在1994年就成立了新闻评论部，但我们心里都知道，不管是《东方时空》还是《焦点访谈》，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评论节目，但还是设立了新闻评论部，反映了大家对电视评论的一种期待。
到了2003年，央视有了专门的新闻频道，大部分是直播的，一开始就设立了一个评论节目叫《央视论坛》，但没做多久就不行了。我从这个栏目的第一期就开始参与，但我不是操盘的，后来我越来越不满意，因为过于主题先行，我也就慢慢淡出了。但当时我已经在打我的“观察员”身份。
高渊：所以你想操盘一档新闻评论栏目?
白岩松：《新闻1+1》是我筹办的，等于说参与操盘，然后是确定参与者和节目理念。创办头几年，把中国除了官方之外的电视评奖几乎全拿到了，这反映了整个社会对电视评论的期待。
高渊：新闻评论不好做吧?
白岩松：这个栏目至今已经9年了，我也没想到能活这么久。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动车事故、大连PX项目等虽然风险很大，但我们基本都没有失语。之所以能够走过来，很重要一点是管理层的包容。
最大的官是制片人：“在2003年8月19日，我全部辞掉了，我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
高渊：你在央视当过最大的官是什么?
白岩松：制片人。
高渊：有行政级别吗?
白岩松：股级?科级?最多的时候当了3个栏目的制片人，《新闻会客厅》、《中国周刊》和《时空连线》。我在团队里实行编委会制度，民主管理、责任共担，鼓励创新和尝试。所谓责任共担就是削减我的权力，所有的事由编委会决定，有时候还会投票表决，为此我们获得过央视的年度管理创新奖。
民主管理的好处是，每个人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样才能提升能力，也会更理性地约束自己。其实，越不担责任越容易抱怨，越担责越理性。所以我觉得民主是个好东西。
高渊：卸掉行政职务以后，你的空间更大了吗?
白岩松：这样更适合我。好几年前，有记者采访我，说你做节目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老领导还是老百姓?我说，真话告诉你，都不考虑，我考虑最多的是这条新闻是什么。现在依然如此。
去年我看到一句话，感触非常深。1959年，英国BBC采访罗素，请罗素针对思想和道德说两句话，作为留给年轻人的财富。没想到罗素老先生的回答是，“关于思想我只想说一句话，你先要确定什么才是真正的事实。”他又说，“关于道德我也只想说一句话，恨是愚蠢的，爱才是聪明的。”
我觉得说得真好，尤其是头一句。现在思想满天飞，但真实的事实是什么，很多人并没有搞清楚。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提醒自己，一定确定真实的事实是什么，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厘清事实上。
应该考虑做新东西了：“传媒接下来要提供的，是与社会的和解与对话有关的东西。”
高渊：你看好电视的未来前景吗?
白岩松：将来一定也是融合。我对新媒体的担心是，它们能否真正承担起媒体的责任。但对于我们很多所谓的传统媒体，我最担心的是，以失去自己竞争力的方式去拥抱未来。
我们过去是种粮食的，我们的优势也在于此，但现在有多少传统媒体在认真种粮食?想种好粮食有三个条件必不可少：多一点人，多一点投入，多一点时间。不少传统媒体做新媒体后，自己也开始炒菜了，但你炒得过人家吗?
高渊：这些年变化非常大，接下来可能迎来什么新的变革?
白岩松：接下来的新东西可能出乎意料，我觉得会与人心更有关，更突出精神需求，但没有想好。
我觉得此时的中国正处在转折点，由物质的中国向精神的中国转变的关键时刻，每一个个体也如此。先从国家的目标来说，我们不正在由从数字可以衡量的目标，向数字无法衡量的目标阶段转变吗?
过去说的翻两番、GDP等都是能用数字衡量的，而现在的幸福、尊严、中国梦等，都很难用数字衡量，只有PM2.5是用数字衡量的。所以，传媒接下来要提供的，是与社会的和解与对话有关的东西，因为撕裂得已经很严重了。
办个学堂叫东西联大：“我开玩笑说有个校训：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
高渊：听说这几年你除了主持节目，还办了一个新闻课堂?
白岩松：我管它叫“东西联大”。因为轮流在传媒大学和北大上课，分别在北京城的东西面，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每届学两年。学生们来自北大、清华、人民大学和传媒大学的新闻和播音主持专业，都是研究生一年级，每年招收11个。我希望是单数，因为我们这儿有些事情需要投票。
高渊：学生是怎么挑选的?
白岩松：各个学校每年会挑五六个人给我，最后我来定。给每一届学生上第一堂课时，我都会说，你们回去想，白老师为什么选择了我?我说就两个字：缘份。因为我从来不面试。
高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白岩松：我爸妈、舅舅、姑姑和嫂子都是老师，当老师一直是我的梦想。我以前也经常去学校做讲座，但都是过客，没法细细交流。
大概十年前，我就想自己招学生了，就是想给新闻教育添加点不大一样的东西。几年后有一天，我在读赵越胜的《燃灯者》，看到一半把书一合，跟自己说，这件事必须做了。
高渊：你希望他们在你这里学到什么?
白岩松：在我这儿学几样东西，一是文字要打磨;二是了解历史，我用半年时间，让他们走进历史，起码对过去100年的中国和世界有全面了解;第三是人生与人性的思考;第四也是贯穿始终的，是新闻实践业务。新闻理论可以在大学里学，我这儿更强调实践。
同时，我希望他们体验一种教育的混搭，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大学，是几所学校信息和理念的汇聚整合。他们在一起的亲密度远超同校同学，以后可能成为一生的团队。
另外，我们还采用“扑克牌规则”，比如发言顺序，作业谁先交，谁当班长等，全是抽扑克牌定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民主模式。
高渊：东西联大学费多少呢?
白岩松：我不仅不收学费，还倒贴钱。我的一个学生统计过，带他们两年，白老师砸进来十万块钱。因为每堂课上完，我都要请他们吃饭。我们一般是下午1时上到6时，然后出去吃饭吃到晚上8时。吃饭是一个开放的课堂，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不是我的一言堂。
高渊：这件事打算做到什么时候?
白岩松：我曾开玩笑说，做到70岁。等到什么时候，东西联大第一期毕业生的孩子进了联大，我的班就宣告结束。我还开玩笑说东西联大有个校训，就叫“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这16个字说明了我为什么办这个联大。
怕手机变成手铐：“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思考，别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手机上。”
高渊：你一直没开通过微博微信，平常联系靠什么?
白岩松：短信，或者直接打电话。
高渊：每天要讨论选题，如果用微信拉个群，不是比打电话更方便吗?
白岩松：对，但我只要用微信就完了。因为我不太会说假话，别人问我用不用微信，我要有一定会告诉他，然后必定互相加一个。你说这样我现在会有多少个群，日子没法过了。
对这个我是有警觉的。现在可能只是极少数人有我这样的警觉，但应该会慢慢演化成小集体的警觉，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思考，别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手机上吧。
就像中国人十年前玩命吃，现在中国人不那么吃了，时髦的是跑步、快走。这个我不担心，但需要时间。
高渊：有没有节约时间之外的考虑?
白岩松：确实有。我每天在电视上说话，如果同时在微博和微信上说，很容易让大家觉得哪个是你，会引起很多错乱。而且，如果我在微信上说的东西，在电视上没说，可能就有人议论，你看电视台管得很死，在微信上敢说，在电视上不敢说。
高渊：你讨厌新媒体?
白岩松：我是全身心地欢迎互联网来到中国，这比任何国家都更生逢其时，因为这能让不同的意见共生，还能打开信息的疆界等等。
但问题是，互联网到底是不是媒体?我认同它应当成为媒体，而同时也要承担起媒体的责任。现在很多互联网媒体没有采访权，整天在当标题党，歪曲内容。这就是因为他们不种粮食，只是炒菜，不知道粮食有多珍贵，所以会随意糟蹋。
我在想，为什么不给予互联网媒体采访权呢?当他自己也种粮食的时候，就知道粮食的珍贵了，才可能担起媒体的责任。我是希望以开放的姿态，把互联网纳入到媒体责任的阵营中来。
网上尽是“白岩松”：“一是我没那么愤青，二是我也没那么文青。但现在很多确实真假难辨。”
高渊：你虽然不用微博微信，但网上流传很多你的文章。你看到这些冒牌文章，是什么心情?
白岩松：我只能说，叫“白岩松”的人真不少。一般有出处的可能是我说的，没有出处的大部分是假的，尤其是愤青类的。我没法去打假，因为人家也可以叫“白岩松”啊。
1995年，我采访启功老先生，我就问他，“您经常去琉璃厂吗?”他多聪明啊，说“去过，真有写得比我好的”，我说“那怎么判断哪个是您写的哪个不是”，他说，“但凡写得好的都不是我写的，写得不好的，有可能是我写的。”
我没想到这么多年后，这话还给我了。
高渊：有什么办法来鉴别“真假白岩松”?
白岩松：一是我没那么愤青，二是我也没那么文青。但现在很多确实真假难辨，因为头一两句话真是我说的，后面就变了。
高渊：你出版了好几本书，有人说书里面充满了人生智慧，也很幽默风趣，但有人说你的书是另一种鸡汤，你怎么看?
白岩松：别人怎么议论，我完全不关心。我关心的是，100个读的人里，如果有一二十个人，会被我书中的某些事情触动并开始思考，就可以了。
我一直在琢磨文字的呼吸性，非常在意我的文字。很多年前，董寿平老先生给我写过一幅字：“一言需自重，万事贵质平”，每一言都需要自重，但万事贵在本质是平易的。去年，濮存昕濮哥给我写了五个字：“真佛说家常”。我这些年，无论是文字还是语言，都力求做到自重、质平、家常，但背后要有很大的思考空间。
个人影响力走势如何：“如果大家都炒菜，没人种粮食了，那媒体才真死了。”
高渊：最近这几年，你觉得你的影响力是在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白岩松：这要大家评论吧。在网上，好像署名“白岩松”的东西超级多，排在头几位。我的《新闻1+1》和《新闻周刊》，在全中国新闻专题类节目在互联网播出量，已经连续两年排第一第二，你说这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
个人影响力不是我该谈论的，应该谈的是媒体影响力。归根到底，还是要走向优质内容吧，如果将来大家全是炒菜的，没有人种粮食了，那新闻媒体才真死了。
高渊：收视率对你的压力大吗?
白岩松：我是比较幸运的，做过的节目收视率都很高。我一周起码要做四天节目，三期《新闻1+1》直播，还有一期《新闻周刊》，后者的解说词都是我写的。收视率虽然不是最高的，但还处在不错的位置，台里综合评价前20名。
高渊：前两年你做的黄岩岛和钓鱼岛的节目，收视率特别高，后来为什么不做了?
白岩松：我们有的兄弟栏目，一连两个月做钓鱼岛，收视率一直很高。可是我觉得你还能说什么，新闻都不在了，你还在为情绪做节目。我当时跟节目组的同事说，这件事有新闻的时候，我们要继续做，没有的时候，就做别的新闻。
我们这个团队，因为朝夕相处时间长了，大家都能理解。现在有的节目过分军事化，好像第四次世界大战都已经打起来了，太可怕了。我们这一两代最幸福的地方在于，有将近70年没有打过仗了。
走与不走的真实原因：“在我看来，此时此刻新闻还在这里，就这么简单。”
高渊：你会在央视做到退休吗?
白岩松：从1993年到现在，我不是一直在中央电视台吗?将来辞不辞不知道，我现在不是还在嘛。如果没有上上下下的支持和保护，我不会走到今天。
我已经很多年不去想5年之后的事情了。当你有了一定的岁数，当你做了很久新闻，就会知道，时代的变化，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
高渊：你对央视怀有怎样的感情?
白岩松：我关注的是一个地方背后活生生的人，比如台长什么样，主任什么样，同事什么样。2014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参加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庆活动，突然接到电话说，我们的老台长杨伟光去世了。我顿时热泪盈眶，然后就悄悄地走了，没法继续在那里欢庆了。我一边走一边想到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人对了，一群人都对了。”
高渊：为什么杨伟光台长就是那个对的人?
白岩松：杨台是一个改变我们很多人命运的人，他尊重规律、尊重时代，更尊重了期待。他当台长的时候，开办了 《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等，当时多少人希望能进中央电视台工作啊!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的工资不高，但只要说我是《东方时空》的记者，别人立即肃然起敬，那就是一份职业荣誉感。我为现在很多年轻同行没有体验过这样的职业荣誉感，感到真正的遗憾。我常常跟年轻同行说：“真的，90年代那样的日子，不给我工资我也会干的。”
高渊：除了人的因素之外，你还有什么别的考虑?
白岩松：因为新闻还在这儿。像这次里约奥运会，我可以行走在各个场馆，真正直接贴近奥运会。现在大多数新媒体没有采访权，你说我去干什么?
我的新闻生涯中，印象深刻的那一瞬间，真的不是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奥运会，或者中国入世等，而是2008年汶川地震直播的那一夜，我走出直播间的时刻。我一打开手机，一下子涌进了近千条短信，以前只有除夕夜遇到过这种状况。真是铺天盖地，我用了几天时间才看完。
作为一个新闻人，汶川直播那一夜是最难忘的。(记者 高渊)